知识产权保护新思维

──从维权到履行企业公民对投资东道国的责任

主讲人：通用电气公司(GE)亚洲区高级知识产权法律顾问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主席

上海美国商会知识产权分会会长        张为安

主持人：华东政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

华东政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  黄武双

时  间：二○○六年五月十八日十八时三十分

地  点：华东政法学院松江校区明法楼

讲座整理：华东政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邱霞  汪西菲  郭翰缘

张为安：

两天前,我在华政长宁校区听赵嘉祥老师讲课,他说知识产权事业是现在的“朝阳”事业,各位同意不同意?(同意)。强生公司,有没有人听说过,请举手（全场举手）；通用电气有没有人听过，请举手（全场举手）。知识产权，你不用学得很好，只要学到我这个程度，就可以在业内游走了（全场哄笑）。今天呢，非常高兴，回到母校，松江的校区，我是第一次来，很高兴能和我的师弟师妹们进行交流。

在二十年前，跨国企业的高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图片一），他想说什么呢？这个亚太地区将来商业上有潜力，但是时候还太早；十年前，很多跨国企业觉得应该要来“抢占地盘”了，但是引进的这些产品，可能还未必适合国内的市场。现在亚太地区的中国和印度，是所谓的新发展中的市场，也是两个最重要的市场。尤其是跨国企业，它们的全球布局的成长都脱离不了在亚太地区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说全球的跨国企业的成长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呢，主要在大中华地区，印度现在也成长得非常快，所以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一个市场。

在二十年前，我去美国，问我的朋友，我问他们在这里读书，交不交得到老外朋友？他说交不到。我问为什么，你的英语那么好，怎么会交不到呢？他说这不是英语好不好的问题呀，老外学生出来后读法学院，读商学院，很现实的呀，他结交你中国人做朋友干嘛？他们结交日本人做朋友，因为很多日本同学，都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大商社里面派出去读书的，未来都是要回去的，是大商社的潜在干部。所以他同样花这个时间在校园里面念书，交朋友，他要交对他将来事业有影响的朋友。你们说，是不是很现实的啊？

最近，就是在两个月前，我原来强生的一个同事，他离开了西安杨森（西安杨森是强生的一个子公司），在美国哈佛大学一个下属学院学国际政治，这个学院是培养未来各国领导人的学院。我问他有没有感受到中国热，他说，有，太热了，连吃饭都常常受人打扰。坐在餐厅里，人家就拿个小册子，不好意思地跑过来，他说：“请问你会讲中国话吗？”，“我会”，“那么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字怎么读？”他和上海市政府合作办一个项目，让二十个这个学院的学生来上海市考察，结果有200多个人报名，很多世界各地的包括美国的学生去找他，问他可不可以帮忙拉点关系，通点路子，说他们希望能够参加这个代表团。现在，美国很多小学都可以选修中国的国语课，所以，各位，你们的时代来了，这是一个充满机遇，但是同时，充满挑战的一个商业的新天地。

外商的知识产权，其实不仅仅是在研发、管理，甚至它在运用都是与商业结合的，还有它的保护。我们大家都听说创新、创新，创新在什么？在研发。研发出来的成果，最主要最传统的做法就是要保护，尤其是在发达国家，靠的是专利的保护。但是这个专利的保护在很多国家呢，是把它作为私权。固然也有些国家侵犯专利权有刑事制裁，有的国家甚至像法国，将来可能侵犯专利是运用刑事的保护。但是普遍来讲，包括我们国内，专利的侵权，很多都没有刑事的责任，因为它是个私权，属民事程序的保护，但是这个民事诉讼，在一个以信用为本的一个社会体系价值观已经很完善的社会，尤其是它的配套制度完善的国家，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以民事程序起诉你找得到你（起诉）的对象，而且很多是企业之间的合法竞争，有意的无意的侵犯了专利权，你知道你的被告是谁，你要履行举证责任，将来法院判决下来以后，执行不是问题。

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却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很多的配套不完善，民事的判决，都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的落实。在亚太地区，还有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品牌，跟我们的专利的侵权不一样。这个品牌，广义的来说，包括什么？包括商标和企业名声，还有这个品牌知名度，你们说要建立，困难不困难？其实，砸钱就好，钱砸下去，知名度一定会有。但是知名度和信任度是两码事。大家过去有没有听过有一种酒，砸了几个亿，做它的宣传，我不具体讲这个酒名了。它的知名度起来了，后来发现那个是勾兑的酒，它的信任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下就不见了。

跨国企业百年老店，实际上都有内部的一套价值标准。它要求它们的员工行为处事都要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为什么？它要让他们的员工按一定的标准来操作，所以他们的员工在社会上反映出来的都是有一定的行为模式。履行社会责任，塑造它的企业文化，最后形成好的企业形象。包括聘请一个模特，来做他们的产品代言人，这个模特的行为不检，往往是构成这个合约解除的理由。所以，在企业里面，它通过它的企业文化来树立企业形象，最后建立消费者对这个公司的信任度，当然包括他产品的质量，形成对这个产品，这个品牌的信任度。这个信任度不是砸钱所能做到的。所以当假冒品牌，假冒商标影响这个企业的名声的时候，在发达国家，往往会有公权力的介入。介入，就是刑事的侦查和保护。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如在中国，当他发现商标被假冒的时候，往往推动的是当地刑事知识产权的完善。这跟专利权有一定的区别。参与竞争者，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这个透明的游戏规则，切实，有效，而且一贯执行的一套游戏规则。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们在两三年前，跨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开知识产权论坛的时候，是针锋相对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华东政法学院，是比利时的一个很有名的知识产权的老师致辞，他常常谈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国内知识产权的前辈，非常有名的郭寿康郭老师，他站在台上，他说十九世纪侵犯知识产权最厉害的国家是美国，美国人盗版英国人的书，后来又讲到，比利时人，法国人盗版别人的书。这话一讲的时候，这个比利时的老教授，当场拿下眼镜，重重地摔在桌上。事实上在过去，在谈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会存在不接受批评的情况，如我方过去可能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但是你方也有不足，所以你也不要批评我之类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环境下，在最近几年的知识产权研讨会上很少出现了。

我在4月23日、26日，在北京参加商务部联合中国知识产权报，工商报等联合组织的一系列的知识产权论坛。我们听到国内企业的声音越来越大，讲什么？地方保护，司法不公等，提了很多很多的意见，声音非常的响。为什么？因为现在国内的企业受知识产权侵犯也是相当严重的。这个是国家商标局公布的数据（图片），这是2000年到2005年历年来假冒商标及其他的商标侵权，工商局里面的执法部门的执法案件数，从20000多件到前年的40000件，到去年的将近40000件。其实，真正的涉外的商标，2000多件，11%，11%，9.65%,7.91%13.45%，去年增加了。90%、80%的受侵害的都是国内的企业。所以，现在有些领导人讲，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是基于中国自身的需要。

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副部级局长李东生，他去年年底率领国务院组织的一个督查组去山东，在当地查到一个很大型的盗版的仓库。李部长说，他非常的惊讶，他发现你们被盗版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艺术家，中国的歌唱家，中国的电视剧，中国的电影。所以现在，中国企业也好，跨国企业也好，就知识产权保护而言，其实大家是站在同一条船上，主要对付的都是非法的侵权者。将来我们都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用同样的游戏规则，公平的竞争，经营企业的大家能够理解。

那么什么叫做假冒注册商标，假冒注册商标在我们的法律条文里面有没有哪个是定义性的规定呢？没有的。这跟我们的商标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刑法213条，它的罪名叫做假冒注册商标罪，但是没有一个条文说下列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刑法213条是这样的：“未经注册商标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呢，如果你向工商局投诉，它可以有行政执法，到刑事法院起诉也可以，或者你去法院自诉也行。但是现在像经济犯罪，侦查部门是公安里面的一个系，1998年从刑侦里面分出来的，许许多多的跨国企业都是向公安部门上告的。这些是我过去服务的公司的珍品（一些图片），有胃药等，有些是假冒的注册商标的产品。

但是还有其他的商标侵权，这个是有定义的，相同的商标，使用在类似的商品，类似商品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怎样来区分呢？类似的商品指的就是照它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消费的对象、销售的渠道来判断这些商品是不是类似的。（看图片）这个是西安杨森的产品，达克宁杀霉菌的一种药膏，很多香港脚的患者就是使用它，另一个呢，是达克宁的，香港脚专用的药皂，这个是广东的一个公司生产的。大家可以看到，商标是一样的，它的包装也是相当近似，其实应该属于类似的商品。但是它没有刑事责任，只有工商局和民事法院能够处理，公安是不会介入的，因为它不是同等商品。

另外的商标侵权，近似的商标用在同种商品上或者是类似的商品上，也构成商标侵权，但是同样没有刑事责任，公安不会介入。（图片）这个是西比林，另一个是河南的厂家产的，从商标上来看，是很类似的，这就构成商标侵权，是同样的产品，但是也没有刑事责任。

其他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也有，包括包装的仿冒。包装的仿冒也是工商局或者法院来处理的，（图片）这两项从外表上看是不是很像？有自己的商标，自己的厂址，但是包装是非常近似的。如果照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讲，这个是不正当的行为，包装的仿冒。如果你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的话，就是前两天赵老师讲的，外观设计的侵权。我们这些都是行政执法部门各自的职能，工商局处理商标的侵权，假冒等等。依照的是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结果是什么呢？罚款，没收，然后呢，撤销经营许可证，这个撤销在实践中应用得很少。这个是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是依照《质量法》，处理什么呢？伪造产地，冒用厂名厂址，也是一样行政的处罚款，没收。这个著作权的部分呢，有两个部门，一个是版权局，还有一个是文化部门。文化部门主要是管文化产品，它实际上和著作权没有关系，它主要是管非法出版物，这个也是行政上的处罚。行政查处的好处在于控方仅负有非常有限的举证责任。只要拿一个假冒的产品去比对一下，写个投诉书，也不需要向公安部门申请搜查证，很快就可以行动。也不像民事诉讼，到法院去还要交诉讼费。但是它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呢，就是它有一个表面的价值，例如你拿到一个处罚证处罚它，但是时间长之后，都是这些侵权都能够负担的，实际上不会对它产生很大的威慑力。甚至在部分的地方执法的部门里，还会有错误的动机，因为查处完了以后，现在是收支两条线，但是它的罚处经过财政仍然有一些返回可以做他们部门里的工作经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行政执法部门是不会一下子打死这些违法企业，你叫它移交，他也不会移交，罚款罚完了以后再把它交到公安部门去查。所以，过去跨国企业一直在谈行政执法部门怎么移交，速度上要多快？所以最后检察机关出面来协调，行政司法相衔接。所以如果你们听过，或者上网看到，行政执法跟司法知识产权保护的衔接机制指的就是这个移交。公安部门的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处理的主要是，商标部分213到215条的假冒注册商标，这是商标的有关的几个罪种。另外我们还有一个Copy Order,这是公安部的治安部门管的140条到150条的148条的九个罪种的伪劣商品的犯罪。另外呢，就是217条和218条的著作权犯罪。民事的呢，大家都会比较清楚，一般按照民法，商标法。跨国企业这几年，我刚刚也有谈到，特别注意刑事的知识产权保护。因为从民事来看，如果能够落实民事判决，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但是它有一个障碍，你是否能够找得到你的被告。今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很多造假者实际上是地下工厂，你到了一个生产窝点，你连你的被告是谁你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如何取证，他因为侵权得到的利益是什么，你因为侵权所受到的损失，中间的利益关系是什么，你也很难执行法院的判决。你像，如果去地方行政执法部门投诉，你怕消息走漏了，你去省一级去，省一级就叫地方一级准备好人马，然后带着他们直接冲过去。但是如果是去法院起诉的话，法院诉状副本是要抄给对方的，所以不像一般公安或者是行政执法部门，在之前的保密性能够做到那么好。而刑事的部分呢，有效的话，它能够找出幕后操纵的黑手，针对人，组织还有它的资金，更不要说它的强大的震慑力。但是它的障碍也存在，公安部门在什么时候能够启动侦查，我们的刑事的犯罪，往往取决于情节严重不严重，数额是不是较大。所以，在实践上，当你把人家的造假的过程录下来的放，公安部门并不会依照这个去进行刑事立案。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判断它是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它的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有没有达到，所以往往是先冲了之后，再把工人带回来，再把东西带回来计算，看这个价值有没有到。如果到了才能够立案。但是这段过程要多久？往往要几天，几个礼拜，甚至要几个月。尤其是碰到这些产品标识是外国的，跨国企业是外国的时候，要通过很长的时间，复杂的程序。最后核实它在国外的价值，然后再通过公证认证程序。所以，这个时候，公安冲完点之后，把工人带回来，拘留过了一两个月再去外面找人，已经是找不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程序上的情况。所以，公安这个案子立下来之后，很辛苦，结果却找不到幕后的大老板。最后，权利人和公安政法部门在那里拔河，到最后这些打工的人被起诉，被起诉了以后，它只要不开口。以前在外面做工的时候一个月几百块，被抓起来后只要不开口，坐在里面一个月一千、两千。出来以后，原来的老板，再继续给他工作。所以，如果没有有效的侦查的话，哪怕是刑事判决增加了，也未必真正能够对这些幕后的制假者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所以，有效的侦查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公安部门，缺乏人手。工商局，包括商标的交易部门，它的执法人员全国有多少呢？五十万。我们的经济侦查部门的公安干警全国多少人？四万不到。所以，严重的人力缺乏，资金，设备，这些都不够。另外，还存在地方保护。还有就是权利人要做很多的市场调查，收集证据，所以，很多跨国企业，权利人在中国都要设一个知识产权部门来做警察的初步工作，这个是很危险的，不单单是人身安全。所以呢，要正本清源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公安部门人力资源，各方面的配套要加强，当然这样做，对跨国企业员工的人身安全会有一定的保障。

（图片）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标准，2001年7月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个人的非法金额必须达到十万，单位达到五十万。2004年司法解释出台，降低了标准，个人只需达到五万，降了一半。但是同时假冒两个商标，三万人民币，单位从过去的五倍降到现在的三倍，如果是非法所得，而不是它的非法经营额的话呢，三万，两个商标两万，个人就要追究刑事责任了。非法经营额指的是你销售的数字与查处的货值加起来。但是上海，在2000年公检法司针对假烟，它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图片）如果你雇佣了三个以上的工人，累计开工达到十天以上就视为情节严重，这是个很好的做法。它以开工的标准来看你的经营的规模，来判断情节是不是严重。但是呢，司法解释里却没有，尤其是在过去的经济犯罪标准里，原来被行政执法部门查处两次，数额达到原来的80%，第三次被查到人用药品被假冒的，实名商标被假冒的，认为情节严重，到了司法解释里也没了，而从企业来看，这是一种退步。但是这也反映了一种情况，反映出很多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了解。当时，认为加大刑事保护力度，就是把门槛降低，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讲，国际社会要的就是降低门槛，那我们就降下来。其实，降低门槛只不过是罪与非罪的，定罪的标准降下来了。但是，公安侦查的时间紧，从什么时候可以启动侦查。

当然，也存在一些阻碍刑事案件侦查的因素。你现场查处，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老板在哪，老板不会在现场，行政执法部门也没有足够的授权能够刑事拘留，另外呢，执法部门可能也不是很支持，也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毕竟这个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国内也不断地在转型。还有资源的不足，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上的依据，包括过去的销售记录找不到，怎样评估查获的商品价值、怎样估计它的非法经营额、什么叫做严重的情节，这些都使得过去的刑事案件都很不容易推动。但是，我们训练出来的人第一次就要把它做对，像举报人，我们第一次和他们见面要问什么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供应商，机器的维修工，它的生产设备用的是220伏的电，还是360伏的电，到底是哪种。我们曾经锁定了一个小村子，知道造假者在里面，但是举报人都不敢进去，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户，最后是通过公安找供电部门，找到了一家，它是拉电的，它有380伏的电，而且使用的电量很高，当时就认为它是非常非常可疑的。最后就针对这一家进去的，结果也就是它。另外，它生产的班次、交货的工具是什么、车牌号、甚至里面有几个工人、有没有保安、有没有养狗，这些都是事前要规划好的。

但是，有一个案例，我让我的一个顾问去问派出所，问主管相关的东西，全部问的都是有用的，等问完，我问还有没有问题，他说没有。我开始问，这个老板身高、体重、体貌、特征、有没有胡子、讲话是什么口音、手机的铃声、是什么牌子我都问了。为什么啊？因为当我们进去以后，没有办法认清这个人是谁，那就打他的手机，看谁的会响。所以，当我问完这些问题后，举报人跟我们讲，我认识他两年，我都还没有这么清楚地了解他的细节。最后，他回来以后才告诉我们。还有，我们要带足设备，很好地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掌握到，这个老板叫何海龙，24岁，160公分高，短头发，有点胖，讲话声音很高，使用摩托罗拉的手机。（图片）老板的姐姐，姓郑，是一个机修工，来自河南。每天九点钟以后，会用这个小的白色卡车来做事。他们没有销售记录，但是有一个工人带着个小本，上面记着每天销售多少，看老板给他的钱对不对。所以呢，最后，还要了解他的平面图，甚至车辆一头朝这，一头朝那，为什么？你要跟踪造假者的时候，他老会看后照镜，你一下就会暴露出来了，但是两部车在这里，他出来打右转方向灯，这里的人就会说你先开，右转，好，开在他前面，他没注意到。这就跟到了仓库，跟到仓库，还不要动他，第三组人盯住他们。结果，由第一组公安冲他们的仓库，第二组人冲他们的生产窝点，第三组人查他们的人。如果公安查他们的数额还不到的话，他换个地方还会再做。当我们的生产点和仓库量都到了，第三组人到他的朋友家的修车场把他们扣住，扣下来的时候，他愣在那里，他说我没有犯罪，公安为什么要抓我？公安说你在造假，他否认，后来，公安给他看了录像（图片），从这里开车出去，他的那个白卡车，他的转向。他没有办法，最后，抓到他里面的工人，他的那个工人讲，我是来看朋友，他是姓郑，来自河南，是机修工，除了你老板以外，你还帮你老板的朋友维修。这些工人也不知道公安掌握了多少，所以，和盘托出，一个线索破两个案子。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今天在跨国企业里面，是不是我们平常学习一下课堂上的法律就可以做得到的？有很多是在实践中磨练的。我现在看到这个华东政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是请实务界人士来给各位介绍，与各位的课堂学习结合，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还有，我们学习到不要轻易的向执法部门投诉冲点，你那种冲点冲掉后，何海龙跑掉了，他换个地方又来了。所以，我们就用这种做法，慢慢了解到上海有五个对象，江苏十个，浙江八个，广东五个，福建两姐弟，河南也有。当我们掌握了这些以后，有了对象以后再进去，就不是听他讲去哪个点了，而是直接问你认不认得这个人。最后，我们还学习到一点，说是公安跟得很紧，到了检察起诉以后，法院判下来都是缓刑，罚金都判得很高。然后呢，罚金交掉之后呢，其他人就是判决之日就是回家之日。所以，后来就学会在刑事开庭的时候委托律师坐在那里陈述代理词，让这个法院感觉到这个权利人开庭都到，可见很重视，所以这个判决也会比较慎重。

但是我们在做这件事当中呢，我学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只要不是列为国家机密的，你在委托律师参与的时候，你可以提出阅卷的要求，把这个公安里面的审讯笔录全部都列出来，看过之后你就可以判断公安问这些问题是不是很认真对待的，还是糊里糊涂，还是想放水的。其中有一个很实在的案子，就是浙江的案子。公安问他说你机器设备哪来的？他说我买的，那是从哪买的呢？拍卖的。谁拍卖的？法院拍卖的。法院怎么会拍卖啊？他就说我几个月前被查过一次，是被行政执法部门查的，查了以后，移交公安，最后案子是怎么处理的呢？罚款，判处罚金哈，然后呢，这个机器，法院当废品给卖了。公安部就问，你当初买这个机器多少钱？十二万。那你买回来多少钱？一万四。然后就问怎么这么点钱就买回来了？他说法院还很高兴，以为是废品还能卖那么多。

所以，我们拿到白纸黑字的证据，告假设备不销毁，在圈子里面流传。然后，问是谁帮他买的呢？是家里面的人。他在外面躲的时候，家里人继续经营。所以，慢慢了解这种告假者的生态动作，家族动作方式。慢慢把我们知道的组织起来，包括公安的审讯笔录，然后画图表，用图表来表示。从什么地方销售，当你掌握了这些信息后，跟传统的举报，“看天吃饭”，有举报我就投诉，没举报就算了。行政执法部门处罚决定我们也拿不到，很多的国内企业，跨国企业都是这么看知识产权保护的。所以，你看他们的经费越花越高，但是，却没有什么成效。当你和公安谈，我现在有一个案子，想知道哪些内容，他不会告诉你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圈子，谁在哪个省份，谁在做包材，原料，他知道你掌握了很多信息以后，你的信息对他破案是个帮助。这个时候，他开始和你交流了，甚至于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他都会和你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这样的锻炼，强生的刑事案件做得非常好。

其中有一个我印像非常深刻。这个人在江苏，姓周，他是一个重点目标，但是我们始终动不了他。后来，我们了解到，他从上海买的机器，交给其他村民，让村民帮他代工，（图片）这些都是他的工厂。传统的说，打假打窝点，那你现在打这个有用吗？当然没有，你真正的幕后黑手不在这。他掌握的是原始材料的供应和销售的渠道。做好了以后还给他，然后呢，他用一个假名，用什么塑料玩具，配件啊通过当地的货运站，销售到各个省份去。后来是怎么抓到他的呢？大概是在2002年3月初，他开了一部报废的车，载了一整车的假冒的邦迪，撞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刚刚结婚两个月。附近的村民都跑出来说，你找救护车了没有？他说打了，他叫了他的马仔来把他的货转运。这对年轻的夫妇在地上躺了两个多小时，送到医院去以后，这个男的，叫徐敏龙就失血过多，死掉了。结果在他死亡之后呢，这个男方家属，四十多个人找到姓周的村子里面去讨公道，这个姓周的打了一通电话找来两车的地痞流氓，当着民警的面，把这些带头的老头子打了。他自己还把一老先生的头摁在地上，不然他头动。结果当地周的自己的村民闹起来了，他说你们这些人民公安，要是死了人，每个都要扒皮，结果当场的公安都一下子惊醒，赶快制止了他。为什么这个姓周的这么厉害呢？他造假致富，在当地设公司，请当地政法机关的亲戚到他们公司做总经理，打好关系。结果，最后，我们是怎么听到这个消息呢。当地的村民几次上访没有用，突然有人提到说，以前看过报纸，这个国务院领导曾经关注过假冒邦迪的事情，我们就到上海去找强生。当时，我还在强生，我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找到人民日报总社，他们派了一个江苏记者站的记者，跟着我们的人到当地去，找到死者的家属，做过采访以的把它做成录像，造成光盘，我不找你们那个村镇，直接找常州市，给常州市公安局看过之后，常州市成立专案小组，抓他抓了六次都没有抓到。最后是怎么抓到的呢？他说公安对我是无可耐何的，要抓到我，除非南京军区得动起来，这人口气非常狂。最后一次掌握到信息是在他家里，当地派出所所长带人摸到他家里去，又看不到他人，最后呢，常州市公安局的人也赶到了，有一个民警就拿着竹竿往天花板上戳，戳开了一块之后，借个梯子，爬上去，就到了这间房（图片），到了这个房以后，只有一个衣橱。这个衣橱搬开，就有一个密道出去，后来民警发现其实不用搬开衣橱，只要在这个门上转一下，衣橱就自己开了。结果他还来不及逃走，就被抓住了。这个人最后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了三年半，非法使用注册商标标识罪判了三年半，合并执行六年，各位可能会问他撞死人的事呢？撞死人的事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案子还没有暴发，所有的这个交通事故图重新画过来了，最后这个责任在死者一方。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这个制造售假和地方保护的结合是结对的，和地方的腐败是结对的。如果这与地方保护结合起来，这个案子就很难破了。所以，后来了解到，这个姓周的销售到河北、河南、辽宁沈阳、安徽、陕西、甘肃等等都有他的货。所以，最后呢，断掉他的供应，正规的厂商再去当地销售，陆陆续续把这些市场拿回来了。最后企业的回收效应才达到百分之百了，甚至于国外的生产线都移到了上海。

所以，我们学到了什么？有没有外部的律师、外部的调查者会帮你做这个？政府部门会帮你做这个分析研究吗？不会的。行政查处只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让你把第一手的信息收回来，不做收集没有用。但是，现在也会发现，你自己企业里哪有那么多人能够到第一现场去？有些人到了现场去也不会有这个灵感去收集，我们看到有些精明的人，一到现场连垃圾桶都倒出来，查看纸条。你到正规场里不能这么做，这个涉及到商业秘密的问题，到地下工厂里面去找。但是有些人到了现场以后他没有反映。我还亲身经历过中介机构，你到那个地方去以后要找名片，他全部摊在桌上，几百张，还有四五张照片给我，但是什么都看不到。我问他要名片，他说没带，那是不是没带呢？不是。他全带走了，他要自己去酝酿他的下一个案子再卖给我。他照片拍了以后是交拍的，身上这些名片全带走，所以在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圈子里面花样很多，有些不肖的中介机构它要有不断的信息一个一个地卖给权利人，这些跨国公司他们一个一个花钱。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法国的公司说它在中介机构查了这么大的一个案子，结果我要他提交公安，他说行政案件，公安不受理，然后他委托了律师，律师去诉讼了才核实，才发现数字后面偷加了一个0，扩大了10倍。这个损失造成很多跨国企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很无法忍受的，他们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和精力，案子里面暴露出来很多问题，甚至有很多案子都是假的。有效的刑事侦察，这是一个关键，针对人、组织，还有它的资金。我前面负责的这个公司，由于这样严谨的磨炼，所以从2001年到去年底，总共有86个刑案，超过40个已经判决了，有50多人关在牢里，这是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或者国内国外能够达到的记录。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详细说明了。就是当时启动全国联动的时候，那时在江苏还有个黑老大，他敢继续做，最后给公安给抓下来了，我们就请公安把整个过程都录下来了，他说：“我原本到江苏去，后来国家打得严了，我就改造创可贴，那时利润还可以，然后期间给查过一次，就把我的机器给没收了，但是我手头上还有业务，我总是还要做，总想再捞点回来，没想到给公安抓住了，现在越干越穷了。”所以这个说明了为什么现在跨国企业认为刑事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打击地下造假，这是非常有效的手段。最后，我们可以学到有些侵权者，甚至渗透在供销链里面，所以我们提出来传统的行政执法“救火”相当重要，公安的刑事侦察找出“纵火犯”重要，权利人自己的防火也很重要，你从你的原料购买，到产品，到你的客户手上，你看好这个流程之后，有个总结，你会找出很多漏洞，你的漏洞存在，预防工作没有做好，哪怕执法再多也没有用。还有呢，其中一个就是供应生产设备和药品的国定成分的供应的管制，另外切断对民宅380V电的供应，我在两年前，就是2004年的9月份在厦门，在向我们副总理汇报的时候，当时副总理说：“你的这种想法很好，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过。”因为我们说所有的这种制假窝点在生产过程中都是要靠380V的电，比如造假药的，220V的电电压太低打不动的，很多机器设备都要380V的电，从电线的粗细，从它的消耗用电都可以看出。所以对于民宅的380V电的供应停掉后，你不用派很多人在外面执法，他的机器就运转不了了，在上海我想拉一条380V的到家里来试试看，我就打电话到上海的供电部门，他就问我：“你有什么支持？你有什么经营许可？你上月的用电量是多少？”最后是我拉不进来。但是为什么那些造假的合法的非法的拉那么多地方，他们都看不到呢？结果经过了9个多月，仍然没有落实，后来我找审批办，我说你们是做那个电路的，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他们说他们已经把我的建议转交最高人民法院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提供意见。我想说这和最高人民法院有什么关系呢？我最后找到最高人民法院，他讲那个点子原来是你提的，是不是你和吴仪副总理提的要追究供电部门的共犯责任呢？我才知道批要写错了。后来有一天，我在北京电视台，看见一个北京电视台的报道，丰台和北京市的烟草专卖部门接到举报，有一个地下窝点生产假烟，结果进去以后找到四具棺材，后来就退出来。后来有个人提出来发现有通380V的电，后来又回去查这家店，发现这条电缆和其他的不一样，寻着这条电缆后来发现棺材是用来做幌子的，发现有个秘道进去以后有个制假窝点，所以我把这个录下来以后，走到什么地方讲到什么地方，现在只有江苏做到了从供应380V电的方面着手，其他地方还没有做到。为什么呢？行政执法部门查处以后，你还有罚款，但是你去查供电部门，他觉得没有动机，所以很多人的观念（需要）转变。为什么外企在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在过去的几年，从过去的和执法部门有很多冲撞，和到现在配合得这么好，人的观念的转变不断提供新的建议。这个后来我学到了，你有什么很多好的建议，你老是提供给人家公司，但是人家不是每次都能接受的，所以你必须把自己变成行业里的领导者，这个时候你要能塑造一个很好的环境，法律上的所谓的情节的严重不严重，这个没有明确的标准；公安能不能协议启动侦察，而不应等到确定了数额才进行侦察。我从2001年开始有了这个观念，两次在厦门会上提出来，都没有作用；我在厦门会上提出来时说：“美国海关查到来自中国多少多少的假冒商品，欧盟查到多少，”几个领导头都没有抬，包括公安部的副部长，但是当我讲到中国海关也查到了很多假冒的商品，但是在场的各位和包括你们在内有没有人知道有百分之多少是来自海外来中国来造假，多少是中国的制假者到海外找买者的呢？没有人知道，因为当时的海关没有递交这方面的数据，一直到一年多前，各位知道有个“春天行动”吗？有两个美国公民在上海销售盗版光盘，里面有几个中国学生帮他们打工，最后由美国的国际安全部交给中国的公安部，最后查到的。案子出来以后，再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假冒出口，后来才发现下单的都是国外，后来公安部在前年11月启动了“三英”行动，我有个建议，我们的同学应该和执法部门多多接触，知识产权在社会上法律上应该和实际情况更结合。所以这样才能不脱节。“三英”行动是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启动的专门用刑事手段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的行动，这一年的行动，到去年年底结束，结果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发现有许许多多外国到中国来加工，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最大的加工厂，这些跨国的商人，我讲的不是正规企业，他掌握了很多行业里面的新的样本和技术，包括生产加工，所以在今年的三月份，包括过去每一年和公安部经侦局都有一个刑事知识产权的论坛，但是今年公安部要提升这个力度，所以由公安部主办，我们这些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来协办，通过了《上海宣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针对有犯罪嫌疑的，公安要提早调查，他不是侦察，是调查。还有工商和公安的行政移交规定里的第六条，工商部门如果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发现了重大犯罪的现场，要及时通知公安部门。所以公安不再受到数额限制，提前进行调查。当我们动手的时候，人要锁定，甚至银行帐号要锁定，动手抓人，冻结重要帐号，这才是打击经济犯罪有效的做法。现在知识产权公安部门已经积极地合作，希望能应用这个《上海宣言》做出一两个象样的案子。这个追溯标准，还有司法解释。

品牌保护委员会，英文叫做“committe of protecting brand”。这个品牌保护是什么呢？98年初的时候，我们给几个跨国企业说的时候，大家都是抱怨。最后，联合利华亚太地区法律顾问找我，我们就在广州白天鹅办了第一个和中国官方对面地谈假冒的问题，但是那次谈话差一点没打起来。执法部门和我说：“你们在中国要了解国情，要有耐心，要慢慢来。”我们说：“我们没有耐心，因为我们是夹心饼干，我们的商业部门夹着我们，要销售交不出来，利润交不出来。”所以在这种场合下没有交际，但是继续认识了人们，认识了以后能够进行不断地交流，后来我们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大家聚在一起谈，从刚开始的8家跨国企业（英美烟草、可口可乐、吉列、强生、耐克、联合利华、宝洁、荘臣）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最后引起外经贸部的重视。外经贸部有个分管的协会叫做“中国外商投资协会”，在99年的时候，他们就提出来说这个组织不合法，说加入我们外经贸部的一个协会，我们帮你合法化，那样你就合法了，后来我们决定加入。但是这个过程中也经过了很多交流，我们觉得对抗过去一两年也没有办法形成任何共识，他们不听你的也没什么办法。最后我们决定定下来，合作的精神，通过中央和各地的政府，还有其他的学术机构，对中国的现在叫“知识产权保护”（原来叫做“打击假冒”）的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现在我们142家跨国企业是我们的会员，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超过500亿美元，创造了10万多个就业机会，这些是有表决权的企业，可以看出从英美烟草到一些高科技的公司（通用汽车，强生，Intel等）是一些会员，可以看出他们横跨各行各业。包括福特汽车，包括赛马俱乐部都加入了。有次有人寄了张照片给我说我们的马都给假冒了，其实是他赛马的彩票被人假冒了。所以这么多的跨国企业聚集在一起，我们的组织过去有三位副主席，但是我们现在扩大到6个副主席。我本人和我们的六位副主席都订了个工作目标，然后七个委员会通过我们制定的总体工作目标，定他们今年的工作方案和需要的预算，宣传是在华纳的副总裁，海关，政府合作，法律，会员服务，专利工作委员会是我们在去年刚成立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关注不再是过去的商标的问题，还包括著作权，包括专利。我们要运用这个平台把品保委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今年我定的一个目标就是把品保委塑造成一个中国和国际非官方的桥梁。能不能做到，各位马上就知道了。

我们的几个大事，第一个是9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务院的智囊组织，要推广一个制假售假对国民的影响，我们品保委积极参与。这个项目在2000年发布它的成果的时候，它根据问卷得出假冒商品的总值在中国的商品市场上达到1300多亿人民币，而在98年中国海关查到的所有的进口走私商品的总值是1540亿人民币，所以假冒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货值惊动了国务院，所以我们品保委就写了白皮书，通过刘华秋直接送到了朱总理办公室，朱总理批示下来了，尽量作出司法解释。但是那个时候的关键的所谓打假就是伪劣，什么是伪劣，我们过去都听过打假，这个“假”都是认为假冒伪劣，其实假冒和伪劣之间是有个顿号的，假冒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伪劣是质量的问题。唯一在我们法律上有规定的，只有以前工商执法的暂行条例里面第五条：“假产品就是实际和名称不符合的产品。”也就是以假充真的商品。比如，我告诉这是纯丝的，实际上这是假丝；我告诉你这是白酒，实际上是白开水，这是过去的，在过去的计划经济里面所谓的很多竞争实际上的问题是造假。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时候，商标的问题出现了，知识产权的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通称假冒伪劣为“打假”。结果评估出来的这个数字，司法解释就针对这个对打假作出了一个解释，所以先对伪劣产品作出了司法解释，品保委也有参与。到了02年，又作出了第二阶段影响的调研，这个数字出现为更高，有将近2000，而财政部在去年也做了一个调研，这个调研的最终数字没有对外公开，但这个数字也是2000亿人民币左右。所以，99年刚开始开的知识产权产品保护委员会的时候，人家说我不熟悉中国的情况。一个老外讲我在中国8年怎样，一个老外说我在中国12年怎样，我说我来的时间没有你们长，但是我是中国人。所以从99年开始到现在，各位只要上网去看，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在刑事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的边境保护，01年设立专利委员会，推动国际合作工作教育，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所以这是品保委这几年的大事。

还有我们给会员提供怎样的帮助呢？如果一个跨国公司天天到中国来，他要了解过去所走过的路，了解各个执法部门的法律职能，你要花多少钱找个律师帮你做那些事？帮你写一份报告？所以我们品保委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掌握知识产权侵权的新趋势，群策群力，从中找出有效的对策，参与知识产权有关立法的修改程序，还有培训，针对重大的案件向有关的部门提交报告。我个人写立法的建议，在2000年的时候，《产品质量法》修正的时候，当时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郑建带到北京去了，当时51个议案，其中9个入围。在2001年7月，当时人大委员到上海征集对于《商标法》修改的议案，我就提出来４条，当时针对犯罪嫌疑人应该要严惩，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些小部分的。所以当时我们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所以我们经由这样一个过程以后，权利人也慢慢地从过去的到了理解，最后产生了互信，最后奠定了合作的基础。而我们发现政府官员也一样，从过去相互对抗的时候，他很防卫的，然后慢慢地也转变为合作，甚至有些地方主动地提供帮助。最近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知识产权重要组织叫做知识产权所有者协会，它的主席到中国来参加我们４月份品保委的活动，所以我们写了一份给他们全体会员的报告。他说中国知识产权的现状最好的形容为一个例子，最后是半杯水，他说很多人说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过去看到倒进去的人会说以前没有半杯水现在有半杯水了，所以他说重要的就是让这些水慢慢地也许几年后涨满。所以在这样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越来越透明的立法程序，我们已经收到国家商标局的邀请，对现在在修正的《商标法》提供意见，在５月２６日到北京开会，提出品保委的具体的意见。我们对《产品质量法》、《商标法》、知识产权司法解释、《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都参与了。另外，新的法律法规出来以后，具体怎么实行我们也具体地跟有关部门合作办全国性的培训，到目前已经超过80多场了。我具体举几个比较有里程碑的。西部开发过去我们提出来知识产权保护是根本，所以在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下我们到陕西省，由陕西省高院承办，我们协办，办了第一个西部地区开发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当时去了70多个法官，我在会上发了一个问卷──“西部开发引进外资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这个问卷涉及人力资源、公共交通建设、政府的效率、法治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税的优惠政策，结果绝大部分法官选了法制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最重要，但是有的认为这两个因素极其不重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极端的想法呢？后来我去问了才发现，来自大城市的法官都知道法治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很重要，至少外商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很多人都讲，如果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给你搞地方保护，只要你来投资，给你搞政策。后来我们就在我们的发言中谈到，外商跨国企业做每一个投资项目，最后都在法律部门中做调查，做研发调查，设立研发中心。高科技的产品进来，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做不好，如果没有后面的游戏规则，外商不会有那么高质量的投资进来。当我们作完这个介绍以后，重庆高院的知识产权庭的庭长回去就把这个事情写了一个报告，他说原来我们的招商引资和外商的胃口没对上号，结果三个月后，重庆市高院就邀请我们到重庆再去办一次知识产权的会议。当时我们感到很激动的是我们被视为贵宾，坐在我左手的是当时重庆市人大副主任，重庆市人民法院的张院长，三天的课程他一直坐在里面，还有法院系统、公安系统，公安部经济侦察局2001年到上海来我们谈了后，在02年，我们办了第一次公安经济侦察机关和权利人（品保委会员）的知识产权刑事论坛。一直每年连续办，现在今年已经是第四次办了，就是在上海办的。这是2004年11月份在南宁，那时参加的有公安局经济侦察局的局长，这个是为了我们的“三英”行动热身的，检查机关、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怎么相处。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来的分管副检察长；工商部门安局长请我去参加全国商标内部培训；公平交易，这是全国公平交易总局的宁局长；现在环保的修正，我们的品保委也受到邀请，他们觉得我们提供的意见很有水平的，所以特别邀请我们去进一步的研讨。海关，这是国家海关总署邀请我们参加海关内部的培训。国际上，我们被美国请去当美国的专家；还有欧盟；在04年6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全球反假冒论坛，当时有64个国家400多个代表，这次我代表品保委在会上发言；还有去年，人更多了，在这次会议中，我们看到中国代表团有很大的不同了，过去都是领导念完已经核定过的稿件，不接受提问，讲完话就走了，留下个秘书在那里记，但是这次，公安部去了，之前安排了一个中国论坛，他们说很好，还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到场以后用电脑做现场演示，而且还现场接受提问，这些让66国500多个代表大为震惊，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的代表在他们的发言当中提到了一个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假药就死了19.2万人，我一听到这个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了，我就马上找了高峰，我说这个事情错了，我说这个在去年的布鲁塞尔会上已经由海关的代表提出来的，我说这个数字是错误的，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说所有世界各国假药死人都是国家机密，这是我唯一从公开渠道取得的，所以说他们是无中生有，我说我预料到这个数字会在今天这个场合下被提出来，所以我有备而来的。这个报纸第一次报出来是美联社，结果华盛顿邮报在02年9月份引用它，美联社的来源是哪里呢，当时我觉得这个数字不是很可信，后来我就找了华盛顿邮报，问他们数字来源，他们说来自美联社，绝对错不了。我再找到美联社，他们也说绝对错不了，消息来源于新华社，结果我找到新华社，新华社说不可能，最后查出是出于某个网站，网站上说的是9万多人，但是美联社说是19.2，但是到最后华盛顿邮报说可能还不止这么些。后来当我说完这些，我把四份材料送上去。但是第二年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提这个情况数字的是美国布什总统任命的国际知识产权联络官，当听出来错了，我马上提出来了。后来高局长作了澄清发言，但是中国的官方翻译没有这个水平，体会不出来人家问的关键字。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知识产权，同时我们也要在外语方面加强，我们很多在中国搞知识产权的吃亏就吃亏在外语，有的人会看但是不会说，会说但不会听，现在从学校到社会还有一些时间还来得及。所以这个澄清了以后，又产生很大的作用，后来有人要找高局长，对自己所犯的疏忽进行道歉。上海市公安部经济侦察总队的分管队长特别找我签了一份在上海的知识产权加强保护合作。这个是在01年的时候，很多跨国企业前面的保护，其中有个企业提出来要搞地方保护黑名单，通过国际媒体施加压力，我就提出来新建的一个企业，我说我们应该从正面来听，我们为什么不提出一个控制游戏规则的审查程序呢？定一个十佳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奖？在我们品保委成立一周年的时候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庆祝大会，请商务领导来颁奖，这个商务领导也慎重考虑了，甚至上报到了国务院，我们第一次3月办的时候，十佳只有7个，人家会说我们给企业颁什么奖，我们不在乎；第二年，我们把过程用摄像摄下来了，20多个企业得到了奖，结果回去后，杭州市公安局把他的奖放在大厅里面，后来市领导来了以后看了得到了个什么奖，商务部、外经贸部颁的，后来就作为了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我们在不断地做宣传，一个一个光盘出来，现在是抢过头，甚至是执法部门来拉票。广东的那个工商部门说我们查获了假冒的鳄鱼牌的东西，货值到标价就是几百万，他说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移交给公安，希望你也能支持我们。这是好现象。四川省公安厅打电话来说：“如果是品保委收费你到我这里来投诉，有人敢问你收费，你马上告诉我。”我们不要。所以这样的情形产生作用了。这个是商务部的部长，第二次颁奖的是商务部的副部长，获奖的是公安部的和海关总署，石广生先生因为我们的工作，所以石部长他在部长任命期间就兼中国外商投资协会会长。这个是在第四周年的时候，这是第五周年的，这是第六周年的，刚刚做完。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做，这样就比较有效率，尤其在中国，大家都很爱面子，现在大家都知道原来品保委不是搞对抗的，而是搞合作的，所以大家配合得非常好。我曾经有这个荣幸，两次（03年，04年）应商务部的邀请在吴仪副总理主持的会议上代表品保委发言。我第二次讲完话之后，她说：“我听完张先生的报告，值得向你学习。”我吓了一跳，我以为她下面要讲什么了。她说：“你工作细致的作风，掌握了第一手的信息，勇敢地指出我们地方保护的地点，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讲完后，她还说品保委很好，成为了我们的得力助手。那时我才放下了我那忐忑不安的心。结果在广安的时候，她把我从人群中拉出去，她说：“你给国家作出了贡献，要继续努力。”这是我感觉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这样的平易近人的。在国际上，品保委曾经获得国际反假冒组织评为对知识产权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进单位。我们品保委是唯一一个获得过两次奖的。但是面临着更加激烈的问题，更严峻的是跨国境假冒的流通，当时我看到这么多的跨国境假冒的东西流入，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上面的全部都是洋文，制假者看不懂，我拿回来给我们司法部的人看，他说不知道是英国生产的，当时很好奇这些样品是谁带来的，商标标识是谁带来的，它的利润空间有多大，是国内加工者拿走了还是海外流通者拿走了，谁在中间搭桥，就开始一个一个搜集材料，不仅是自己公司，别人公司的想办法去打听去了解，最后这个标志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印度人带来的。最后造假的中国人也给抓到了。但是为什么他可以连续做那么多，因为公安没有受到数额限制，开始立案了，上限采取了技术侦察手段，结果发现都和国外的联系，结果这个幕后的大老板是一个受印度教育的人，到了香港，取得了英国护照，84年设立公司，在台湾、美国、英国、荷兰都设立了子公司，中国变成他的工作点，带着样品来。在上海最糟的时候，他说英国领事没有来之前他一句话也不会说的。上海公安也很厉害，马上送看守所，送他进去为了保护他，免得他穿了2万多的衣服进去，所以把他的牌子剪掉了，身上不能带铁的东西，把他裤子的扣环剪掉。他在监狱里面很难过的，怕得要出来，结果公安机关说送他几套差一点的衣服，后来让驾驶员出去买了，找回来的有个50元假钞。结果他屈服了，打开他的箱子，箱子里面全部是印度的订单，你们的标志一定能做的一样，这里还有潘婷的样品，会寄给你们的，所以你们可以模仿它的味道、瓶子和包装。他在开庭的时候这些他全部否认了，说他被中国的造假者欺骗了，到中国来买以为外国货再转出去，法院问他说：“你从事对外贸易20多年，有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制造的商品，先卖到中国来，再让你转出口，还有利润可图吗？你不是到现场去了吗？”他还在狡辩。最后我们就请我们的律师在法庭上公开地读他的电子邮件，一个一个地读，最后这个人判了徒刑，没有走成。我们知道刑事保护的重要，这张照片在中东拍的，我把前面的这些分析讲出来之后，很多老外跟我说：“难道现在中国的假冒商品这么严重都是老外给害的？”我说不是。这些中间的违法利益问题，我说过去的确很多老外带了样品到中国来加工，但是现在中国也有一批造假者到海外找寻样品。这个就是在我们华东地区——义乌地区被批评得很厉害。但是我们到义乌当地和当地的执法部门配合，我们没有感到有任何的地方保护。但是有数千人在义乌设立办事处，香港的贸易公司在这里来造产品，有相当一部分是违法的带着样品来造假的，而这些顶尖的中国造假者也到这些地方测海外市场，所以如果这个跨国境假冒的流通不快点打下来的话，将来这个后果不堪设想。第二个挑战，不仅是假冒的产品，还有假冒里公司的主体，我们最近有个案子，日本的电器公司NEC，外面有个假冒的NEC公司用它的整套资料，用来销售还用来搞促销；还有过去西安杨森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还有很多等等。第三个，聘用童工，通过互联网销售假药，跟组织犯罪结合在一起。这是香港的一个黑道分子，当时搜到他的武器；这是通用公司他们的外国的调查人员劣质的火花塞，但当地的火花塞生产公司就动员了当地的混混组成了联防队，见到陌生人进来鬼鬼祟祟就打，打完后你如果真的是来找人的就付医药费送你走，如果你是来调查的就调查你的身份证，威胁恐吓，结果这个人被打以后就向当地公安部门报警，派出所不理会他，又被这个老板打一顿，结果当通用公司把这是披露以后，我们就用品保委的名义，向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写报告，后来我们才知道吴仪副总理下令限期解决地方保护问题。就是江总书记带队到那里去检查工作。

我刚刚前面提到有些不肖的中介机构，甚至权利人内部的一些员工，他没有远见，收取回扣，配合外面造假。中介公司把一些信息拆开来卖给公司，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品保委里推动业务行为的规范政策。知识产权现在在中国这个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形势更为严峻，尤其是现在做了那么多，国际社会仍然那样看中国呢？负面的评价是居多的，有几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别的地方保护案例。例如慈溪的一个案子。所以地方保护不再是一个只使用暴力，而是通过在法律方面找茬、找漏洞，所以个别的地方保护案例影响是非常大的。十个案子好，人家才会觉得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好，但是一个案子差，人家就会觉得不好。还有外国海关查获来的中国侵权商品的数量是逐年增加，这是美国海关公布在网上的资料，这是去年（05年）查获来自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侵权的商品，来自中国大陆的总金额为6，300多万美金，占69％，香港是转口，69％中台湾还没有加进去，但是和过去相比已经增加了很多了。这是一个量化的数据，所以如果不降下来，在国际上这几年做出的贡献和成绩都是没有说服力的。那为什么品保委从过去人家不睬你，到现在人家来主动提供帮助，你经历过就可以和过去作比较。就是我讲的半杯水，过去是空的，现在我们有半杯水了。但是人家看到了，也会说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了你们还只有半杯水呢？所以老外说中国人售假，而老中说还不都是你们老外买了，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滚石乐团在上海演出的时候，上海的媒体报道：场外的黄牛要比滚石的乐迷还要兴奋，因为他不但可以用假票骗老外，还可以把价值14块钱的CD卖140块来骗不懂行情的老外。这个不是中国的媒体自报其短，而是这个的确在上海、北京这些很多外侨接触的地方，我们自己生活感受的。各位我们到马路上谁买不到盗版光盘？都买得到。所以在上海、北京这种地方，这么多老外进进出出都买得到的话，好象会不会感觉到中国这种事没有做好？不会。所以如何做出看得出成绩，降低跨国性假冒盗版商品的流通，从防止旅客的进出，我们跟海关讲，海关说28条不修改之前，因为容许个人使用合理数量，我就跟海关建议我们要推动，把它删掉，但是在删掉之前制造人为障碍，依法申报，要申报的话你说今天还有多少老外也好，中国人也好跟进你们护照的话还带着5000盗版光盘到里面去开？不会的。法国政府大家都知道，法国政府说带假冒商品进入法国超过极限，你们猜要罚多少钱？30万欧元。有人被抓住了，罚得很厉害，衣服都扒掉，结果马上中国的各大旅行社，只要带团到法国马上做宣传，今天如果我们中国的海关出的这个规定，带假冒的商品、盗版的光盘进入中国海关出关，要申报，你说世界各国在中国的大使馆会不会作同样的宣传？会的。航空公司也可以开始做工作了。

另外针对工厂怎么办呢？我跟商标集团建议，你们要把商标的资料、电脑网要公开，这样子呢第一步要求这些厂家熏导他上网查询，几天哪怕是接到联合利华的委托书，今天说要生产联合利华的产品，可这明明是一家香港的公司不是联合利华，你上网一查就查到了，这个LIFE是不是香港公司的注册商标，所以可以避免触法网，如果这个香港公司提出了他的授权书不是联合利华的，所以说最后的注册人，结果呢商标局他说我们已经在做工作，在今年的一月份开放了给所有的公众，你只要上这个网，你打一个商标进去，这个类别就出来了。我把这个信息向所有的美国大商会发出去，美国的医疗器材协会传给美国的商务部，商务部的官员第二天就发电子邮件给我，他说这是中国知识产权透明的一步。但是安局长纠正我，我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之后，他说这是重要的透明的一步。然后在上海、北京推动对假冒盗版碟的专项行动。胡锦涛总书记在3月4号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里面我觉得有相关的“热爱祖国荣，危害祖国辱；诚实守信荣，见利忘义辱；遵纪守法是光荣的，违法乱纪是可耻的。”它要和我们的工作结合起来，我在好几个场合宣导这个观念，结果我发现第一个登出来的是中国知识产权报，第二个登出来的是国家工商报，现在一个一个报的，新华社都出来了，所以我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机隙把这个观点宣传推动，这个具体的工作怎么做呢？先从外商开始，外商观光客、外商旅客、外侨、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国际学校，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跨国企业的员工也买盗版光盘，也买假的LV包，为这种事情我们内部的训导官员还吵了几次架。北京、上海开始做，为什么北京、上海？我用一个例子跟有些国外的朋友讲，我说今天我们是投资者，我们到投资的东道国，好象到人家家里去做客，今天我们对这个主人讲说你家厕所脏，客厅也不干净，你如果不清理的话影响我到你家里来的意愿，这个主人听了心里很难过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个主人家里面自己有喜事，还要自己把家里打扫干净，但他家里的房子太大，他一个人做不来，这个时候你把袖子卷起来，你借他几分力，你跟他一起动手，是不是他会感谢你，所以我们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知识产权就是这样一段话，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些跨国企业在中国无一会讲你们是我的得力助手，欧盟的代表不会说你们是文明社会的推动者，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观点说现在北京的喜事就是2008年奥运会，上海的就是2010年的世博会，所以结合起来从外国的特区包括外商的员工自己先做，不要去买，你要买就是可耻的行为，为什么？这是童工。你哪个跨国企业的人敢讲说我要买，哪怕他是童工，没人敢这么说，为什么是童工，因为这是假表，它的零件很小，小孩子手小，甚至为了怕行政执法部门冲进去，把这些小孩子全锁在里面，有的连窗口都贴住，在这里面加班加点超时工作，而且出不来，你可以想象我们小朋友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工作，你把这样子的照片放出去给这些老外观光客看，他还好意思买吗？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公司，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他有一个会晤的安排，带美国的一个投资考察团到中国来，5月21号的行程，就是去年我们的团员在上海的襄阳市场大量的采购假冒商品，质量很好，今年听说上海的市政府在六月份要关闭它，5月21号是你们最后的抢购机会。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发了一份留言给他，结果他马上回信，他马上行动，把这个安排取消掉，但是对于有些老外他说童工我还是不怕，还买吗？你支持有组织的犯罪吗？你支持暴力犯罪吗？但是对于我们大家在国内生活的中国人，有些穷困地方我小孩子出来帮忙家境，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啊？这个针对中国广大的消费大众、媒体、学生、工薪性的行业协会，这个是什么呢？荣誉感、爱国心。共同支持中国政府在2008年之前打造一个环境，不单单是运动员，包括世界各国的企业都能在中国公平竞争，当世界各国的媒体聚焦在北京的时候，他报道的不再是中国的秀水街而是中国的奥运会，尤其是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造了这个环境，企业、运动员公平竞争，每一个人只要你停止购买，你都能成为一个贡献者，这个大环境对我们来讲并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买那些跨国企业的干嘛，价格差那么多，我这个不买了怎么办？其实你要想到你今天买的这个会刺激它的东西不断的供应，最后那个钱是到哪里，到国际犯罪组织的口袋里。到了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的问题，过去4、5年前有个菲力普的律师讲，他说你们都是搞知识产权保护的，我问一下从来没有买过盗版光盘、没买过假冒商品的人举一下手，我们40几个人没有人举得起来，包括我，后来我说你怎么也不举手啊，他说我也买过啊。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至少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买，我不买，“有志者事尽成，停止购买，从我开始”。我还用这个图说另外一个故事，当一个老板来，看到这个图的时候跟他小孙子讲，这个人、这个师傅，他工作非常辛劳，老爷爷还都这么辛劳，还懂竞争力，还拉三轮车，这个小孙子点完头以后他说他违反了交通规则。这个小孩子的爸爸他是个律师，他说这个问题很好，他是违反了，他应该受到行政处罚，如果造成别人危害还要赔偿损害。这时候这个妈妈说外地的警察根本不管事嘛，如果这个车在我们城市里面根本不让他上路，根本不管。我们的知识产权大家看的角度也是这样的，同样的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形成好多种不同的结论，都是盲人摸象，所以针对最好的理解方式是换位思考，你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想为什么她要时间，站在外国的政府的立场上今天有许多中小企业受到损害，她面对国会她应该怎么办？换位思考就能理解了，然后来寻求共通求同，经过交流产生理解，理解产生共性，最后有合作的激情。这张图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一张菜单，就是在国际刑警组织去年的全球反假冒论坛第一天会后有一个小范围的聚餐，当时我就提出来希望这些国际知名的知识产权组织能够共同支持中国政府，努力打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08年之前，我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们大家可能是在中国作出贡献，后来呢他们说这个很好，结果他们签字了，签完了这个字之后呢，谁签的？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他说你的这个想法非常的严肃，我再签一遍，签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会标下面，当时我说你们同意啊，我要找钢笔出来给大家签字，我没有带纸，就拿那天晚宴上印刷很好的菜单，这个是世界海关组织的秘书长，这个是美国指派的国际知识博览会的，这个是日本内阁指派的全球知识产权联络官，这个是国际商标协会的总裁，这里所有签的都是国际上知识产权组织里面的重要人物，所以我觉得我把它们带过来以后，我的同事看到了以后也叫我排打后给他们，他们要挂在办公室里面。所以今天呢我相信各位虽然在学校里面，但是要建立起来一个基础的学术能力，要学会研究，知识产权还要兼顾在中国的社会情状，形式的方面也很明显，也要配套，盗版、侵权、假冒之类情况在中国未来起码十年，他会从沿海拓宽到内地，但是进一步的将来专权的侵权，民事的保护，新的知识产权的能力，在学校基本功越扎实，你将来学新的东西越快，你同时还需要有很强的外语的能力，还有在实践上的应用能力，要了解在社会上到底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在执法部门、企业里面要有机会交流，你出来找工作才不脱节。今天黄老师讲要我讲满两个小时，我没有让各位失望，谢谢各位！